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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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8-14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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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幫”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重新奮起。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內外發展大勢都要求中國共產黨盡快就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他們的幫派勢力仍遍布全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有些還掌握著相當的權力，一部分地區的動亂尚未停止。穩定局勢成為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經過艱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動亂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單位的清查工作取得顯著成果，人民群眾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開始形成。
　　然而，十年內亂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混亂的形成，固然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興風作浪有直接關系，但也與在錯誤方針指導下作出的一些決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關，與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有關。而這種情況在粉碎“四人幫”后不僅沒有得到糾正，相反卻得到延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提出和貫徹“兩個凡是”錯誤方針。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拒絕對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針，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實踐上為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置了障礙。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批評“兩個凡是”。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開的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戰線、科研戰線的主導方面是紅線，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教育黑線專政論”，號召尊重腦力勞動，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且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黨扭轉了多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這使科學、教育、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一大批被長期禁錮的電影、戲劇及其他中外優秀文藝作品得到解放，文聯、作協等群眾團體重新恢復工作，各種文藝創作逐步活躍起來。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學校考試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等學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四人幫”的斗爭，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并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等13人為副總理。與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實踐發展卻步履維艱。揭批“四人幫”運動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準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于求成的冒進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工作有所前進，一些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開始，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復和發展，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糾正，黨和國家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嚴重影響，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然而，解決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爭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打破，對“四人幫”設置的禁區“要敢于去觸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確提出，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于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文章一經發表便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述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由于它同“兩個凡是”尖銳對立，并且觸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現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后，《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鄧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更是踴躍參與，站到討論的前沿。實踐表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思想先導，為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始終著眼大局，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這場討論的落腳點，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成為引導人們思考國家向何處去這一重大課題的過程。通過這場討論，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反思過去的曲折，思考未來的出路，黨內外思想日益活躍，開始出現醞釀對外開放和對若干體制進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對外交往迅速擴大。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走出國門，在了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后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作出世界戰爭可能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于是，如何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通過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總體思路開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與會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的偉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剛受到沖擊的時候，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著深刻認識的鄧小平，先是在中央領導層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領導人談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他反復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結束，轉入正常工作，從而提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主張。鄧小平的這些重要主張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為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準備了充分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從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但因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率先提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在關于真理標準等問題上幾次思想交鋒，使會議議程發生改變。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在與會者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歷史遺留問題。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他強調：“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講話提出了一個“大政策”，就是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示范力量，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較快地富裕起來。這個講話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2月18日到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決定，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必須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作出的這項決策，解決了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圍繞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全會還在一系列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上，作出了重大決策。
　　全會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認為，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對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指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會議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全會強調，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進行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由此，中國開始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全會還討論了民主法制問題。會議認為，由于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局面。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關系。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
　　全會在討論經濟問題時完全同意鄧小平關于發揚經濟民主的論斷。全會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這樣才有利于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全會肯定了權力下放的原則，并指出，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應該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
　　全會十分重視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作用。為調動幾億農民的積極性，全會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糧食統購價格和降低農用工業品銷售價格等。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盡管依然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但是已經開始著手克服農業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明確提出要“加強勞動組織，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等形式。
　　針對當時經濟領域內的實際情況，全會要求在幾年中逐步改變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狀況，消除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混亂現象，解決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些問題。針對前兩年出現的冒進問題，全會強調要做到綜合平衡，基本建設必須積極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
　　全會闡發了對外開放方針和重視科學、教育的方針。全會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
　　全會總結和吸取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實行集體領導，要求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規定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嚴守黨紀，對于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義，打擊邪氣。這些規定對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對黨的組織和紀律的破壞，克服粉碎“四人幫”以來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現象，具有重要意義。
　　全會認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一些歷史問題；決定撤銷中央在1976年發出的有關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處理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并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提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
　　全會在堅持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按照歷史實際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功績，指出，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毛澤東歷來對自己的評價。全會決定把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總結，留待以后適當時候去作。全會鄭重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等九人為中央委員。為了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全會決定恢復成立并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些人事安排，從組織上加強了中央領導機構，保證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這次全會后，華國鋒雖然仍然擔任黨中央主席，但是從黨的指導思想的確立和實際工作的領導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轉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我國的改革開放由這次全會揭開了序幕，鄧小平理論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這一切，顯示了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強決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踏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征程，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載入黨的光輝史冊。